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。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，气色显得很阴郁。王树声关切地问她怎么回事？她还没张口，泪珠儿就直转了。
原来，杨炬工作的304医院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兴起，大字报就铺天盖地，点了平素有这样毛病、那样缺点的几个当权者的名；其中有一位负责人，群众强烈要他“靠边站”。身为副政委、副院长之一的杨炬，最初尚未受到冲击。为了领导医院的工作，在院党委会上，杨炬与医务处某主任等，曾议论过那位被点名的负责人，是否“靠边站”的问题。不想，就此“引火烧身”──被新近又冲杀出的一批“革命派”，打成了妄图篡夺医院党委书记大权的、现行反革命某医务主任的“帮凶”，勒令她交代自己的“罪恶历史”……
提起这些，杨炬气得浑身发抖。她对王树声说道：
“真是活见鬼了！我的历史一向清清白白，有什么罪恶可交待？要说有罪恶，那一小撮存心整人的阴谋家、野心家，才是罪大恶极。你听听，这帮家伙放的都是什么狗臭屁！他们说，你杨炬是地主家的小姐，为什么要跑到延安？肯定是个特务；又说，你凭什么一到延安就入了党，肯定是个假党员；还说，你中原突围时，国民党在睡大觉呀？肯定是被捕当了叛徒──就是这样血口喷人，一派强盗逻辑。我受不了这种污辱，据理反驳。这帮家伙更是凶相毕露，把桌子一拍，吼道，谁叫你讲故事？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！我真不明白，这究竟是谁斗谁？！”